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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服-班服能否成為一種終極時尚?

“制服誘惑”是個具有情色意味的主題。著名的色情小說作家Barbara Cartland曾認為她心目中真正性感的就是“穿著合身、得體的全套制服的男人。”而日本女中學生製服以及底褲也是情色用品商店的熱銷產品。如果說Vivienne Westwood所言“終極的時尚就是脫光所有的衣服”是真理,那容易激發性慾的製服,不啻是接近了所謂的“終極時尚”。誠然,制服的含義寬廣,並不囿於情色界,但藉由這層關係,使得時尚和製服之間,總有一些揮之不去的糾葛在其中。

制服考古

所謂制服,既可以是某一行業或職業所統一穿著的具體服裝,也可以是特定人群中隱形的著裝規範。但究其本質,都是要把穿著者的個性約束在職業本身所必須傳達的公共形象之下。這一準則顯然和普遍認同的時裝向左。然而,向來淘氣的時裝界,卻善用挪用、借取、剽竊、戲擬和並置的後現代手法,把製服元素時裝化。可能我們自己都未意識到,我們今天的許多穿著,都留有濃重的舊時制服的痕跡。另一方面,制服本身也在發生著改變,時裝設計師越來越廣泛地參與到製服的設計中。看來,個性和共性並非總是格格不入的。

古代的許多製服並非功能至上。古羅馬輕步兵在頭盔上包裹一圈狼皮,有威懾敵人的作用;而那邊廂,古羅馬人的死對頭漢尼拔則為他的士兵們裝飾了豹子皮。這種從狩獵工作中傳承下來的男裝裝飾法,也曾在《西遊記》中看到過。孫行者打死猛虎後,縫製了一條虎皮裙,新衣穿上後,第一句便是向唐僧炫耀新扮相。中世紀的土耳其士兵更是誇張地用羽毛和皮草裝飾軍服。這種浮誇的製服風格,在17世紀達到頂峰,有人總結彼時的軍服風格為“融合了殘酷的戰事功用,以及精緻的巴洛克風格的結果。一時間,成為歐洲男裝風尚的模板。”直到今天,白金漢宮哨兵的頭上還頂著風格華麗,卻百無一用的熊皮帽,只不過在保護野生動物的呼聲日益高漲的當下,才甫有被喊停的危機。這種炫耀的風格,對於激勵士兵的自豪感絕對有好處,把個人的力量,凝聚成集體的戰鬥力。

事實上,美麗的製服並不實用。從這點看,制服確實具有不容小覷的時裝性。歐洲軍事制服向來就是講究裝飾的男裝時尚的標杆,從古羅馬、匈牙利、法國、英格蘭、蘇格蘭再到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,對華麗的製服都相當講究。然而,莎士比亞則有不同意見,認為軍服華麗的部隊,必定是失敗之師。保羅·富塞爾在《品味制服》一書中,描繪了二戰期間意大利士兵壯觀華麗的製服後,總結他們的失敗道:“其咎不僅僅在於官兵,而更在於軍服設計師。”而美國人如神兵天降般來到歐洲參戰後,擁有華麗制服傳統的歐洲人大失所望,因為這些怎麼舒服怎麼來的美國人實在不像他們所想像的士兵。當然,這也附和了馬克·吐溫對美國人面貌的描寫——“十分隨意”。也許正是這種隨意精神,使得美國人至今也沒有成為時尚真正意義上的重地。
解析制服情色密碼

毫無疑問,制服在利用乾淨的線條以及瀟灑的廓形方面,確實一直領先著男性時尚,用以張揚一種權力、地位和能力。然而,正是這些作用於心理的設計元素,使得制服成為一粒強力春藥。

以納粹制服為例,它們看起來實在誘人,擁有筆挺的廓形、緊身的高領夾克、微微聳起的帽子、馬褲和黑油油的亮皮靴。藝術家Tom of Finland在年輕時,便曾深受納粹制服的誘惑,曾在無數個夜晚在被窩裡偷偷捧著納粹的黑皮靴,做著無邊的春夢。藉由無數類似Tom of Finland這樣的流行藝術家,通過低俗的酒吧表演、繪畫、電影、時裝等流行文化渠道,把納粹制服和情色意味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。蘇珊·桑塔格曾浪漫無比地描繪過黨衛軍制服,她寫道:“其顏色是黑色,其質地是皮料,其誘惑是美麗,其理由是誠實,其目的是狂喜,其幻象是死亡。”又為其增加了一層虐戀心理。

而水手們在迎來送往的碼頭,兼職充當男妓的歷史也頗為悠久,水手製服因此而顯得色意盎然,尤其是他們的製服不僅緊身,而且褲子寬大,在行走的時候褲腳飛舞著,相當迷人。

穿制服的女性也無比誘人,在中國普遍“不愛紅妝愛武裝”的年代,許多戰爭電影裡必定有一個側戴小帽的偽蔣政府的女祕書或女特務,這種代表了腐化、墮落,色誘我黨幹部的女性形象,是那一代青年隱藏的性幻想對象。女性版本的軍服不僅在解放後的中國曾經成為舉國時尚,在19世紀的蘇格蘭高地的上流婦女間,也頗為流行。當然,更多的女性制服存在於服務業裡。

姜文在電影《太陽照常升起》裡,對護士服有過非常精彩的描繪。他為陳沖精心挑選護士服款式,並為她配搭黑色的內衣,使其若隱若現於潔白緊身的護士服下。在小號的巨大聲響下,把護士服表現為神物。而與Louis Vuitton合作的藝術家Richard Prince也習慣於以護士形象入畫,他本人認為他一直用藝術的形式,製作山寨版的低俗色情刊物的封面,而最常見的便是護士形象。白色緊身的護士服,結構非常緊湊,但打針、量體溫等護士常見的動作,伴隨有“插入”的隱喻,在代表了衛生和純淨的白色的映襯下,使得護士形象演化成既具攻擊性又無比孱弱。

制服本身不僅具有時尚性,更承載了職業本身所需傳遞的公共形象。因此,在時尚性與性心理的雙重作用下,很多製服成了情色道具。然而,制服的元素真正走入時裝領域,還有一個不可或缺的民用化過程。
時裝化的製服
迷彩圖案也是製服給於時裝界的另一大貢獻,其中也包含了流行文化的強大影響。越戰電影的大量興起,加上流入二手市場相當便宜又耐磨的迷彩軍服,使得黑人最早將之帶入自己的街頭文化中。因此,運動服和迷彩服成為Hip Hop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。
1986年,Andy Warhol已看到了迷彩元素在街頭時尚中的巨大影響力,製作了“迷彩”系列作品。緊接著許多時裝設計師也紛紛投入到迷彩圖案的製作中,比如早期的Jean-Charles de Castelbajac、Stephen Sprouse、Moschino等等。待到時裝界進一步細分,以A Bathing Ape為代表的街頭品牌,更是極大開發了迷彩圖案商業性,而不僅僅只是設計師偶爾為之的調味品。
許多退伍軍人會把役期的穿著除去肩章後,繼續在民間使用。他們不僅靠這一身服裝來強調自己的歷史,也希望這種權力形象能依舊帶入日常生活。這是製服民用化進程中,不容小覷的力量。但更多的是通過大眾文化的傳播,使其時裝化的。

Valentino 2006秋冬男裝秀場,超級男模Will Chalker和Tyson Ballou的造型靈感於《斷臂山》中兩位主角的南方牛仔裝束。

最具典型性的當屬牛仔褲,這種由帆布和銅鉚釘製造的耐磨服裝,曾是淘金者的製服。但是藉由西部電影的盛行,好萊塢為這種低賤的工作制服添加了野性、冒險、充滿男子氣的特殊意義。一時間,成為青少年惹父母們生氣的最好道具。當然,如今的牛仔褲早已褪去了其原初的反叛性,卻能在這個案例中,明顯得看到流行文化對製服所產生的意義,以及進一步時裝化的過程。
1960年代,Emilio Pucci為航空公司Braniff International Airways設計的製服

時裝設計師們也並沒有滿足於簡單地借用制服元素。隨著服務行業的進一步細分,從航空公司到酒店,紛紛邀請時裝設計師為其製作制服。 Emilio Pucci最早為Braniff International Airways設計了製服,Christian Lacoix為Air France設計了製服,最近Julien Macdonald也為British Airways做了同樣的事。根據《Financial Times》的記者Josh Sims的報導,“酒店業最近才想到這一點,但它們正迅速補課。除了W Hotels酒店外,丹佛Hotel Monaco的工作人員本季度穿上了Cynthia Rowley的作品,紐約Royalton酒店則請Yohji Yamamoto設計工作服,而在的Beverly Hill的Peninsula Hotel所有員工穿的則是St John。”Josh繼續道:“現在製服對酒店業來說比以往更為重要,因為越來越多的酒店本身已經成為'時尚'品牌。”

在製服與時尚間的關係中,可以看到,商業文化一直在試圖抹平個性和共性間的鴻溝。班服的民用化,以及時尚化,都包含了對權力與嚴苛專業形象的消解。越來越平易近人的製服,很難持續不斷地強化其情色意味,恐怕離“終極時尚”的理想漸行漸遠了。

《銀翼殺手》裡的人造人,《黑客帝國》裡的Neo,卡通片裡的“神探加傑特”都是一襲“戰壕衣”

制服元素的時尚化和商業的發展密不可分,許多時裝設計師都在推動這股潮流,比如Stone Island、Costume National,它們雖然沒有照抄制服,卻始終秉承了軍裝的審美趣味。然而,真正像Acquacutum和Burberry藉由trench coat這種於一戰期間誕生的英軍長外套,而發展出的時裝帝國實在是不太常見的特例。風衣深入了流行文化的各個層面,無論是《銀翼殺手》裡的人造人,《超能英雄》裡的Peter Petrelli,《黑客帝國》裡的Neo,哪怕是卡通片裡的“神探加傑特”都是一襲“戰壕衣”。再加上Kate Moss等流行符號的演繹,使得這種舊時的軍服充滿了現代性,並早已丟失了其原初的功能性。

另一方面,在時裝文化逐步從上流階層傳導至平民百姓的過程中,對特殊衣服的追求也催生出了二手服裝的文化。許多舊時的製服流入二手市場,成為部分時尚人士的最愛。由於地域和歷史的差異,使得許多製服成了無法在當代再現的品種。因此,穿著這種“過期制服”實在能降低撞衫的風險。泰國曼谷的Chatucha市場,便成為了全球最大的二手服裝服裝集散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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